作为中国的“万经之王”，《道德经》享誉古今中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至今还让无数中外学者为之痴狂。
然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道德经》感悟，此书非常很难读懂，很难完整掌握老子思想，只能因人而异各有感悟。唐代白居易研究道德经时，深感才疏学浅，无奈之下写了一首打油诗：“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上个世纪，湖南出土一批帛书，证实了儒家篡改《道德经》，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此书为何难以读懂！
传世版道德经，必然不早于汉昭帝，在此之前另有版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考古专家发现一批帛书，其中一份是《道德经》，分甲本与乙本，其中甲本为5344字，乙本为5342字，与传世版本字数大致相仿。
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是利苍之子利g，此人死于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时代（前180年—前157年在位），在司马迁编修《史记》之前。换言之，帛书道德经必然流行于汉文帝中期之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传世道德经对比，可以发现仅因避讳帝名就改动100多处，由此可以进一步确定帛书道德经的流行年代，比如：
帛书版“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传世版却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所以将“邦”改为“国”，就是为了避讳刘邦之邦。
除了避讳刘邦之外，还避讳刘恒之恒（改为常）、刘启之启（改为开）、刘弗陵之弗（改为不），其中为了避讳刘恒，传世道德经第一句原本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因此，帛书道德经必然是先秦版本，传世道德经必然是汉昭帝（刘弗陵）之后的版本。
值得一说的是，恒与常、邦与国、启与开、弗与不等词语，如今意思尽管多数大致相同，但有些却大不相同，比如恒是恒久不间断、常是经常有间断，因此100多处因避讳的修改，必然会对老子思想造成一定的扭曲。
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兴起，为了巩固地位，不惜篡改道家经典！
汉初推崇“黄老之道”，但汉武帝要打匈奴，需要整合国力，而儒家公羊派符合汉武帝的诉求，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国主流政治舞台。随着儒家的兴起，为了巩固儒家地位，不惜篡改道德经，两版道德经对比可以证实这一点。
传世《道德经》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帛书《道德经》“道篇”：“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这两段话，看似大致相仿，其实核心思想截然不同：传世本主张“法古”，效仿古代圣贤，来治理如今的国家；帛书本主张“法今”，根据现世变化，来治理如今的国家。
问题在于：从“法今”到“法古”，究竟是不是儒家篡改的呢？其实，儒法之争的核心之一，就在于“法今”还是“法古”！
儒家主张“法古”，将尧舜禹、三代之治描述得非常美好，认为只要君主效仿上古帝王，就能实现“垂拱而治、天下大同”。但法家主张“法今”或“变古”，推崇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治国之道，商鞅说过“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韩非子说过“世异则事异”，他还批评孔子“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为“非愚即诬”，因此法家“厚今薄古”，有“与时俱进”之意。
自战国以来，儒法之争一直存在，乃至愈演愈烈，秦朝重法却二世而亡，对法家打击比较大，但依法治国的效果显而易见，因此刘邦没有否定法家思想，而是“汉承秦制”，继承了秦朝治国思想。换言之，西汉时的法家势力还很大，对儒家地位的威胁较大。
道家主张“法今”，法家主张“法今”，两家在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印证，可以联合对战儒家，无疑将严重威胁到儒家地位。因此，传世《道德经》中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必然是儒家篡改的产物，最终让道家与儒家一样“法古”，证明治国应当“法古”！
老子毕生所学，凝聚成一部道德经，可谓字字珠玑，改一字、增一字都可能导致意思大变。然而，无论是避讳，还是不怀好意地篡改等，都使得《道德经》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还如何能真正读懂道德经，还如何真正理解老子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