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晚期，藩镇割据成为常态，其中昭义镇也走上了割据之路。这一切源于刘悟，其原本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手下的兵马使。在朝廷平定淄青叛乱时，刘悟反戈一击，斩杀了李师道父子，成为朝廷的功臣。由于朝廷的调度，刘悟被任命为底盘狭小的义成节度使，这种不公平让其心生不满。当唐穆宗即位后，河朔三镇再次反叛，朝廷担心刘悟加入叛乱，将其调任昭义节度使。刘悟利用这个机会，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对朝廷说话的嗓门越来越大，大量收纳失意之徒和犯罪分子，引起了朝廷的不满。
刘悟死后，其儿子刘从谏接任昭义节度使，并将大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刘稹。刘稹非法接管昭义军，藐视朝廷的命令。唐武宗决心平定刘稹的叛乱，但在过程中遭遇挫折。宰相李德裕坚决主张不妥协，调整战略并先灭掉河东叛乱。李德裕亲自指挥军队，斩杀叛军将领，攻破刘稹的堡垒，终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
这个故事揭示了大唐衰微的一些密码。藩镇割据的根本原因在于藩镇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的利益体系，破坏了中央集权。刘家割据的出现虽然与朝廷操作不当有关，但更多是因为他们追逐个人利益，以及藩镇与中央的利益冲突。另外，宦官势力得势也是因为皇帝对士族集团和藩镇势力失望，希望第三方势力改变局面。庶族阶级与军权的捆绑效应也推动了割据的发生，庶族阶级在地方有反抗豪门的机会，而不是在中央受制于豪门。
昭义镇的割据是大唐衰微的一个缩影。藩镇割据的形成破坏了中央集权，各地割据势力与朝廷的利益冲突加剧。庶族阶级的军权捆绑效应以及宦官势力的崛起也加剧了割据的趋势。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大唐的分裂和衰落。昭义镇割据的故事揭示了大唐衰微的密码，包括藩镇与中央的利益冲突、宦官势力的崛起以及庶族阶级与军权的捆绑效应。这个故事为我们理解大唐末年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提供了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