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被称为华人,我们国家也以中华命名,但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华族”或“华国”的称谓。而“华”一词与“夏”有直接联系,在古汉语中,它们的声母和韵部相同,历史文献中常将这两个字互通互用。周朝以后,“华夏”或“有夏”成为我国的别称,而周朝自称夏人,以夏朝的国号来标榜自己。
这种说法存在两个不合理之处
1.周武王在《牧誓》中列举了许多推翻商朝的理由,但却没有提到自己是夏朝后裔,可见他并没有像后来的领袖那样为自己建立一套合理的造反说辞。实际上,周朝的姓氏是姬,而夏朝的君主是姒,这两个姓氏的差异排除了周夏王族同源的可能性。同时,现代考古也证实,夏文化的主体在豫西的二里头,而陕甘交界地带才出现了丰富的先周文化遗址,这表明周人甚至连夏朝君主的旁系分支都算不上。
2.夏朝的建立本身也是通过暴力夺权实现的。中国王朝文明的奠基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尧在位共98年,舜则在尧在世时摄政了28年,后来又让位于禹,自己过了17年才去世。尧舜的长寿折射出的是陶唐氏和有虞氏两大部落最高首领的交替执政情况,尧、舜只是这两大部落历代最高首领的统一称谓。考古发现也证实,陶唐氏遗址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间延续了近400年,已经进入了夏纪年范畴。这表明,尧让位给舜的是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领导权,而不是让位给陶唐氏君主的位置。
考古发现揭示了这个谜题。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二里头文化被确认为夏文化的主流。然而,二里头文化与早期的龙山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二里头文化在陶器方面继承了龙山文化的特点,但在上层建筑和文化传承方面则融合了晋南陶寺文化、河南新砦文化、山东海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等多种元素。这表明,二里头文化是多个不同族群文化的融合结果,它既取长补短,又实现了多元归一的特点。
相比之下,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军事防御用途的城市遗址。这说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各个部落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不同文化族群的融合受阻。而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崛起时,突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界线,不同族群的融合成为可能。洛阳盆地成为各族群共同复兴的地方,而这个大融合族群的国号“夏”也成为所有后裔的共同文化标识。
因此,夏朝的天下并非是有虞氏自然形成的,它是通过暴力和权谋实现的。周人自称夏人,意在以夏朝作为合法性的标榜,但这种解读并不能用于解释夏朝的合理性。
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族群融合的复杂过程。夏朝以后的人自居为华夏,是因为夏朝时期各个族群的融合和复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成为我国人民的共同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