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以“冶金术、文字以及城市”的出现作为判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三要素标准。
参照这个标准，中国史学界往往把夏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而把早于夏朝的历史时期解读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这种看法并非现在才有的。我国古代的史官在著史立传时，也常将夏朝作为划分界限。比如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以《夏本纪》作为王朝开端，而将夏之前的历史概述为“五帝”，并且特别注明“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显然在司马迁看来，五帝不是一个政权的名字，只是几位英雄人物的统称；而且就五帝本身而言又存在诸多不可确信的成分。
不过，即便是在中国史学界公认的国家文明开端—夏朝，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中，也并未得到承认。
比如英国《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官网在描述夏朝时，是这样说的：“今天，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夏朝是一个神话，但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现的物证与他们的说法相悖。那些认为夏朝是现实的人也处于同样的劣势，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处遗址被发现是属于夏朝的”。
这段文字描述，相较而言已经是非常客观了。《剑桥中国上古史》以“夏代历史和商代历史的可靠性不一样”为由，甚至都没有设夏朝章节。
也许有朋友看到这里会提出疑问，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不是在河南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吗，这难道不是夏朝的物证？
二里头遗址从上世纪50年代末被考古发现的头20年里，始终是被当作商朝的西亳来看待的。直到1983年偃师商城被发现后，“二里头夏都说”或“兼跨夏商说”才逐渐得到学者的认可。
此后，考古学界的泰斗邹衡先生通过对商文化的系统研究，辨识出二里头文化系统和河北的先商文化系统存在文化面貌上的显著差别，而前者在时间上要早于后者，最终得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结论，由此，二里头是夏朝晚期都邑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
但二里头遗址同样存在一个最大的短板：至今没有自证其是夏朝遗存的文物出土，包括文字或任何可能与某位夏朝君主存在直接关联的遗物。
就连《夏朝周断代工程报告》在论证二里头遗址性质时，也只能采取旁证法：首先，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与文献所载斟的地望相符合；其次，二里头遗址的延续时间和斟作为夏代都邑的历史相符合。
正是由于这种“先天不足”，导致了西方所有涉及介绍中国历史的文献中，对夏朝的描述都不免使用了“传说”、“神话”等字样，或者干脆一笔带过，着重从商朝开始，比如上面提到的《剑桥中国上古史》。
如果夏朝不被承认，那么在西方的眼中，我们的文明史岂不是无端少了一千年，只能上溯到距今只有三千多年的商朝？
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良渚古城正式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评审专家在解释良渚入选的原因时用了如下阐述：“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由于良渚文明起源于距今5300年，基于此，良渚遗址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要知道，这可是国家官方层面的表述，并非出自某位学者的一家之言。
但是问题也来了，良渚这个古国政权在我国古代文献当中没有任何记载，它在距今5300年左右突然兴盛，又在距今4300年时骤然衰亡。
二里头遗址还能按照“二重证据法”去和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比附，良渚在这块则完全是空白。甚至就连“良渚”这个名字都是现代人起的，“良渚人”恐怕不会称自己的国家为“良渚”。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距今4000年的夏朝不被西方所承认，反倒是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明却到了世界认可呢？
首先是“夏朝”和“良渚”概念上的不同。前者是一个“自称”性质的政治概念，而后者则是“它称”性质的考古学名词。所以，想要证明良渚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只要罗列考古所呈现出的文明要素即可。但想要证明夏朝存在，不仅要拿出考古发现，还得证明这些考古发现就是夏朝的遗存。
而上文已述，二里头遗址恰恰缺少同“夏”建立某种关联的直接证据。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作为一处考古学遗存，同样可以拿来证实在距今3700年的河南存在一个广域王权政治实体，事实上，洛阳在2023年正在积极筹备推进二里头遗址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如果想要证实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遗存，缺少一锤定音的证据。
其次是良渚自身所展现出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良渚古城的外城面积是620万平方米，相当于8.6个故宫；内城面积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故宫；内城中还修建了长630米宽450米的贵族居住区，相当于40个足球场。而为了防止良渚古城被随时可能到来的洪水侵袭，良渚人在古城周围还修筑了长达十几公里水坝，据估算，库区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大小。
如此庞大的工程，所需要的工程量约等于3600万个劳动日，换言之，如果是10万人同时劳作的话，也需要至少一年以上才能完工，良渚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具备一个自上而下可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力机构；第二，具备庞大的农业生产能力，足以供给10万人一年或1万人10年的脱产劳动。
但奇怪的是，良渚古城内却并没有发现农业生产的迹象，反倒是在长江下游的上海、苏南发现若干良渚文化的次级聚落有农业遗存，这说明良渚的统治者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行政管理体系，由基层负责供给都城所需的粮食等经济资源，俨然是个高度复杂化的国家政权。
所以，良渚文明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可，是有铁证作为支撑的。
需要指出的是，良渚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只有5000年，也并不意味着在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国只有良渚一处闪光点。
现有的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10000年左右，我国的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就分别产生了以栽培粟和水稻两种农作物的定居农耕经济形态。
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城市雏形），出土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绿松石装饰（手工业）和龟甲刻符（文字雏形），有些符号甚至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颇为相似。
在距今6000年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面积9万平方米的军事城址，内部设有大型的祭坛、建筑基址、道路以及完整的排水系统。
在距今5800年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发现了一处随葬近百件随葬品的古墓，这也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贫富分化悬殊的墓葬。
而到了距今5300年，也就是良渚文明兴起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区域性文明可谓遍地开花。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出土了代表中国图腾信仰的玉石龙；河南郑州发现的双槐树遗址被证属于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大型聚落、祭祀区和墓葬区的严格划分暗示这里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
如此多的区域文明起源，它们之间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互动交流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呢？在形成过程中，谁又是其中主要的文明驱动者呢？这个问题可谓相当复杂，毕竟，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只有冰山一角。
所以，良渚代表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的中华文明去申遗，其实带有很多的偶然性。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笑称“我们当时就把宝押在了良渚了”。
2016年6月13日，平均年龄89岁的四位考古专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集体向国家提议《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志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1个月后得到批复，良渚申遗上升为国家行为。
而2023年陕西西周墓葬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国家的先见之明。
根据陕西省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发掘报告显示，考古人员在西周一处公共墓地中发现了彩绘陶器、玉琮等大量的带有东方色彩的古代文化遗存，判断来自陶寺文化，而陶寺文化中的玉琮又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
接下来我结合新旧考古发现，来对上面这段文字做个解读。
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良渚文化经江苏海安、徐州新沂北上进入大汶口文化势力范围的路径。比如徐州新沂花厅遗址就同时出现了良渚文化玉琮和大汶口文化猪下颌随葬的情况。
经X射线定量法测试，花厅遗址中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陶器残片产自不同地区，说明大汶口文化区域内的良渚因素，不是文化交流的产物，而是良渚人直接北上的结果。
良渚人的北上，不仅导致大汶口文化中大量出现良渚文化因素（如玉文化），也迫使原本固守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部分族群西迁，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尧帝族群。
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在考古学界被公认为尧的遗存，但奇怪的是，陶寺文化早中期普遍流行猪骨随葬，是典型的大汶口文化习俗，而整个晋南地区在陶寺文化兴起之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都没有该墓葬习俗。
事实上，史书对尧帝始封地的记载也不在晋南，而在陶地，也就是山东定陶，属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区，随后才西迁进入山西境内。
结合陕西宝鸡西周墓葬的考古发现的源自陶寺的良渚系玉器，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良渚人的大规模北进，搅动了整个华夏文明圈，原本世居海岱的大汶口族群被迫西迁，与当地的庙底沟文化结合催生出龙山文化。
从此前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甚至包括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良渚系玉琮，再到新近发现的西周墓葬中同样存在的良渚玉文化因素，可以说，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确起到了主催动器的作用，造就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早期中华文明，良渚代表5000年这个节点上成为中华文明的圣地，实至名归。
西方不承认夏朝，为何却认可良渚？国家的先见之明被陕西考古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