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
在考古学诞生以前，中国古代大多数文献都将历史人文的开端放在了“五帝时代”，《国语》《史记》把“五帝”具体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礼记》《吕氏春秋》看法略有不同，认为“五帝”是太、炎帝、黄帝、少、颛顼。
诸史百家看法虽有差异，但中华文明肇始于夏朝之前，却是一个共识。毕竟，夏朝作为一个家天下的王朝，它在历史上的出现必然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可能从茹毛饮血的群居聚落骤然进化为王权实体。
那从文明肇始再到夏朝建立，这段时期又有多长呢？《竹书纪年》曾有段记载：“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参照夏朝471年传位17世，平均每代27.7年作为基数，黄帝到大禹，间隔了大约831年。
辛亥革命以后，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考虑，宣布1912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至于这个纪年的演算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
当然，这个时候的“文明五千年”还完全是个政治概念，没有得到考古学的印证。
民国学者吕思勉是第一位试图通过“科学”方法来验证“五千年文明史”的学者。当然，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现代考古学还没有真正诞生，所以，吕思勉采取的是文献年表推算法。
也就是首先把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纪年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作为基准线，再把史书中记载有君主或王朝国祚的如“殷商六百二十九岁”“夏后氏四百七十一岁”“尧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等逐个累加，最后得出尧帝元年是在公元前2231年，再由此上溯到黄帝时期，得出黄帝距今约5000年的结论。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地质人员袁复礼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开启了以地下文物来印证和补充中国史书记载的新篇章，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此后，随着碳14测年技术的发明和更多考古遗迹的出土，使得过去只能依靠地层判定孰先孰后的考古学，可以更加精准地给考古遗迹画上一个时间轴，正是有了这个时间线，让我们具备了验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条件，即只要我们能测定公元前3000年前后，我国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得到了考古印证。
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国家于1996年和2004年先后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为夏朝晚期都城，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至1520年。而夏朝始建年则划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
这个结论的得出主要依据有三点：第一点是偃师商城的始建年测定在公元前1600年，成为夏商的分界点，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国祚471年，两者相加得出2071年；第二点是二里头文化（夏晚期都邑）的前身之一王城岗遗址（禹都）大城墙修筑的绝对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第三点是天文学推算的“禹时五星聚”的特殊天象发生时间在公元前1953年2月。
最后，专家组综合上述三点，给出了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的结论。
这也就是说，夏朝距今至少有4000年以上已经得到了初步验证。上文已述，夏朝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我们沿着夏朝建立前的遗迹再往前追溯，那么5000年文明史就将得到完美的验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拿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接力棒后，接续开展了对先夏史的研究。然而结果却有点出人意料。
探源工程专家组最初选定了6处中心遗址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分别是：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6处遗址5处在河南1处在山西。可见，专家组最初的考量，或许是认为夏朝在河南，那么孕育夏王朝的文明前夜，必然也在中原地区。
这是因为，史书中对夏后氏活动区域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豫西、晋南，而早于大禹的五帝，其主要活动区域也集中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一带。
比如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颛顼始都穷桑，后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
但最终，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却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并得到了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官方认可。
以下是关于良渚实证五千年文明史的报道通稿节选：“良渚古城距今5300—4300年，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文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夏朝在河南，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却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浙江。
一个是文献有记载的中国第一王朝，一个是不见诸于史书但年代更早且具备了所有文明要素的良渚王国，这无疑打破了几千年来历代史家所推崇的“中原中心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史家先贤就曾做出过一番神奇的推测。
1918年，梁启超先生在撰写《太古及三代载记》时曾提出：“黄帝与少昊颛顼之间，相去数代，各有制作，不相沿袭。则谓颛顼为黄帝孙，帝喾为黄帝曾孙，实可滋疑。”他推测“似中国文化并非一元的发展”。
梁启超的“中华文明多元论”在当时可谓高明远见。我们来看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首先，从有直接文献记载的周朝到民国的3000年当中，所有史书都无一例外的把上古文明归纳为万世一统：颛顼、尧、舜、禹乃至商王、周天子都是黄帝后裔。“有虞氏E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E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E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E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不单史书记载如此，就连考古发现也一样。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铭文“高阳有灵，四方以鼐”，河南新蔡出土的楚简中有颛顼、老童、祝融、鬻熊等楚先祖的名字，表明秦楚两国统治者都自认为是颛顼的后裔。
其次，民国初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还没有诞生，良渚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遗址这些考古学上的名词都还没有出现，就连商朝遗存—殷墟的考古发掘，也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即便有人对尧舜夏商周皆为黄帝后代有所怀疑，也只是宽泛的认为颛顼、尧、舜、禹这些上古人物或许并无直接血缘关系，但应当同属一个部落联盟或文化体系之内。
可见，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影响之下，梁启超先生能提出“文明多元论”，多么有远见。
而此后诸多考古遗址的陆续发现，也证实了梁启超当年的推测完全正确。
1928年，仰韶文化和殷墟文化先后发掘，由于殷墟的甲骨文字和青铜器所展示的商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之间差异巨大，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华文明二元论”，即：上古中国有东西二元，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双方相互争斗、混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齐家遗址（甘肃）、二里头遗址（河南）、红山遗址（内蒙古）、石峁遗址（陕西）、良渚遗址（浙江）、石家河遗址（湖北）的相继被发现，人们才最终认识到，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分布有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城址，且各有特色，互不统属。
时任中科院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对此曾有一段概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具体到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浙江太湖流域最早形成了政治和文化中心，良渚文化随葬玉器丰富且精致，而同时期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黄帝族遗存）墓葬却显得品种单一且粗陋，文明发展程度远不如前者。
所以，良渚文化就成为了支撑起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有力实证。
但到了距今4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良渚文化却因过度尊崇神权，导致大量社会财富因为宗教祭祀而被挥霍浪费，最终走向消亡。而彼时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一带却在吸纳了来自海岱、良渚、晋南诸地区的文化因素后，形成了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原本宗教色彩浓厚的良渚系玉器，在二里头这里变成了世俗的装饰作用的佩戴物品，海岱和长江流域底层民众作饮器使用的陶鼎，在二里头被改造成了青铜制成的礼器，夏王朝在此崛起。
近百年来，中国考古通过发掘的大量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最终证明：距今一万年前在中国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都各自出现了本地区土生土长的文明曙光，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
从距今5000年开始，浙江太湖流域率先进入邦国文明的社会，到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环境和社会内部变化，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及辽河流域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原本处于文明“塌陷区”的中原趁势崛起，进入了夏商周王国文明。自此，中华文明多元归一论完全得到了考古验证。
